开元体育王磊：时代下的蛋2020年是电影行业的新节点。疫情带来的行业创伤和随之而来的秩序重组，构成当下，也是电影未来的起点。《时尚芭莎》电影组和6位青年导演聊了他们的处境、创作，以及所面对的新秩序。他们是科班出身或非科班出身，是纪录片、剧情片和作者电影的创作者。这是当下电影环境里仍有多元作品诞生的佐证，在行业面对这些新导演的时候，他们的电影观念、创作母题和成长路径同样构成新鲜血液和电影工业体系之间的呼应。年轻的导演、新作品，这是电影未来可能性中的一种。”

　　在《京华时报》做摄影记者和小时候在铁西区的成长经历，对王磊创作上的影响很大：这两件事都让他看到很多现实和生活交织产生的变化。

　　王磊上过三次大学。2002年，王磊从沈阳考到北京，他在第一所大学里学国际市场营销，觉得将来可以做生意，结果专业课学会计，天天算账，念了半年，退学了，回老家组乐队。第二年，他在第二所大学里学计算机应用与维护，觉得以后当个黑客挺酷的，结果专业课学电路原理，又退学了。

　　第三年，乐队开始挣钱了。王磊留个长发戴个耳环到处演出，一个月挣过4000块。本来也就这样了，家里人也放弃他了。第一个冲击是挣钱之后乐队的人心不齐了；第二个冲击是他认识了大学毕业生，发现了没文化和有文化之间的差距。

　　2004年，他第三所大学考到了大连医科大学，学新闻摄影。这是家里人最反对的专业，最费钱。王磊20多岁的时候很怪家里人，自己小时候音乐、绘画、射击都有天赋，但大人唯一评价孩子的标准是考试分数开元体育。上了初中，爷爷给他买了个VCD，他爱电影，但不敢想，电影这个词从嘴里说出来都很奇怪。

　　16年之后想起这事，王磊觉得学摄影可能是潜意识里认为这跟电影多少靠近点。王磊这时已经拍出了自己的电影。小时候的事他也早想通了，不是家长的问题，是时代造成的。第一次考大学专业就是他自己选的，挺实惠。

　　他1983年生人，父母、祖父母都是工人，住在沈阳市铁西区。那个年代，沈阳是中国第四大城市，共和国之子，工人社会地位高，人人洋溢着自豪和优越感。

　　小时候的记忆挺美好，爷爷骑自行车带王磊去公共澡堂洗澡，冬天下着雪，自行车骑得很慢，路边的烟囱喷着不同颜色的烟。每个街道的气味也不一样，啤酒厂周围是酒糟味，冶炼厂旁边有刺鼻的酸味。工人从铸造车间和翻砂车间下班进澡堂，个个脸白身上黑。王磊在水池里学憋气，把罐头瓶子灌满水收集纯净的屁。

　　家里的衰落是从20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开始的。工厂停工，烟囱一个个拆掉，原来一下班，工人呼啦啦涌出大门，饭盒拿网兜拎着，要不就别在自行车后座上，勺子、筷子在里头咣啷咣啷响。后来响声消失了开元体育，也没人再管去厂房捡边角料的孩子。家里逢年过节分到的刀鱼和香肠慢慢分不到了，下岗之后，王磊的爸爸去卖烤串，姑姑、姑父背着泡沫箱去楼道里卖雪糕、卖包子。

　　2020年，王磊的第一部长片在平遥国际影展上拿了“藏龙单元最受欢迎影片”。他的第一部长片是纪录片，最初的名字是《飞机下的蛋》，故事发生地的村子上空都是航线，蛋和生命关联。后来改叫《我们四重奏》。

　　拍出长片之后，他履历上比较为人所知的两个经历分别是《京华时报》的摄影记者和在万达集团负责企业宣传。前一份工作和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对他创作上的影响很大，这两件事都让他看到很多现实和生活交织产生的变化。他的片子关注现实主义题材，关注小人物的生活。

　　王磊真正进电影学院进修导演是35岁的事情了，他很早就想做影像。2006年工厂迁出铁西区，他集中去拍摄了最后的车间；也是那一年，他就开始尝试在照片里加入声音和音乐做成短片。在万达的时候他也没停止创作，自己拍短片，也给平台拍内容。

　　事情起变化的时候是2017年8月。他去给腾讯拍了一个5分钟的专题短片，讲城市变革的。拍的是北京郊外一个打工者的聚居地，村子在朝阳东边离通州很近。除了普通打工者，艺术家、白领也住这里，异乡人给村子带来了文化繁荣。王磊眼里开元体育，这里是乌托邦式的：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阂，久违的邻里亲切感和小时候的一样，楼上楼下的邻居都一起聊天儿吃饭，大城市的中心区域这种东西挺稀缺。他还看到了自己刚来北京时面对的一切。

　　他有兴趣，对影像的创作热情也需要有寄托，素材越拍越多。他说自己拍东西可以不为任何目的。“拍就行，不用跟别人分享就很快乐。”他的拍摄团队加上自己一共三个人，前期花的都是自己的钱。

　　在故事里，王磊找到4条线索：工人文化团成员、一对准备结婚的情侣、卖二手衣服的青年、要解决读书问题的小女孩。4组人选对应梦想、爱情、家庭、下一代教育。“对于怀揣梦想来大城市的人，这是青年最直观的4个人生阶段，以及我们要关注的方向。”

　　从兴趣到真正有了点眉目，是在那一年的年底。王磊去广州纪录片节“提案”，他之前都没听说过这个词。做纪录片的都这么走的，他想去看看。那时素材拍了快半年，他只知道至少是个半小时的短片。结果王磊包揽了那一届的4个奖。

　　没觉得自己一下成导演了，拿奖也没什么——30岁之前，该拿的奖他都拿过。他做摄影记者的时候，拿过荷赛（WPP）多媒体短片奖——国际专业新闻摄影比赛里最具权威性的大奖，连续六年都是尼康世界摄影大赛的国际评委。“提案”回来，比较重要的是他对做长片有了点信心。

　　第二年年初又发生一件事情，这支片子要和公司签约，王磊找万达影视的朋友帮忙看合同，聊了聊。过了一星期，朋友说，你跟我们签吧——王磊的片子入选了万达菁英电影人计划，片子后期有资本进来了。

　　王磊的想法是4组人物都能独立成一个长片的时候才结束拍摄。到2019年，片子有三年跨度拍了161天，600个小时的素材。他最喜欢的导演是亚利桑德罗·冈萨雷斯，《爱情是》《21课》《通天塔》都是多线叙事，《我们四重奏》也是这个方式。王磊用的是最笨的方法，尽量多拍，后来素材的耗费比是400﹕1。后期特别痛苦。素材4个人看了5个月，先把内容整理成文字，做成表格打印在A4纸上，一套素材2000页，正反面打印。

　　快两年时间，片子剪了12版。拍了一年多的时候开始做，同步拍摄、调整。王磊租了一个工作室，几个人一起整理素材，“面对一个不可逾越的东西，天天觉得不可能完成”，每次打开电脑之前王磊得先上好厕所、沏好茶、洗手洗脸，酝酿很长时间才能打开文件夹。

　　片子出来，反馈很好，平遥的奖非常重要。“让我以前朦胧的认知有了肯定的答案，以前不知道自己认为的好，是不是观众认为的好。这次得到了印证。”他觉得节展、导演扶持计划，对导演意味着黑暗中的明灯，有指引的方向，人至少不孤独。做《我们四重奏》时，他最大的阻碍就是孤独。“不是没有朋友，是没人理解你为什么要干这个，没有人真的跟你探讨这个事。”

　　“我一直没觉得自己是个导演。”王磊这么说。他现在的身份不局限在纪录片作者，不局限在导演，他还在万达上班，挺本分的。拍摄这天是从单位过来的，西装很修身，手上挂着一串珠子。他说换在以前，自己一定会回家换身看起来就像个艺术家的衣服。他现在觉得外表不太重要，拍电影和上班也不冲突。这份工作让他在北京立足，片子出来他收到很多邀请，都没答应，觉得不能过河拆桥，“虽然我对单位贡献也不是那么大”。

　　现在做的事，内心来讲就叫作影像艺术家。“我现在初衷和2006年想做的东西没有发生变化，就讲故事，载体不一样了。”现在他新写了两个剧情片剧本，想模糊纪录片和剧情片的界限。“下一部片子肯定是演绎的，但你很难判断它是不是记录。”

　　他感觉现在的电影环境对青年导演友好、开放，各大平台大数量级的IP、原创内容出现，都是新人导演制作的。观众也会为这样的片子去买单。王磊还有个个人判断，高中低三个层级的影视公司，中间档会越来越少，超大制作和超低成本两极分化——“超大制作被大导演占据，片子的量可能只占10%，中国未来的电影市场，90%是新人导演创作的低成本电影。”

　　另一个他觉得非常好的现象是观众的变化：不再迷信大导演、媒体报道和明星，有自己的判断，愿意关注故事本身，愿意付费观看多元化影像。从只看商业，到纪录片也走入院线，包括短片的合集，比如《我和我的家乡》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“会有更多细分市场，让新导演做低成本的艺术表达，也能支持更多元化的影像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