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元体育今天的头条只想留给他！在世界史上，东京审判和稍早的纽伦堡审判一同，开创了惩罚发动战争元凶的先例，具有划时代意义。在东京审判法庭判决书中，用两个专门章节，做了题为“攻击南京”和“”的判词，为侵华日军罪行盖棺定论。

　　中国官梅汝璈、检察官向哲濬等人在东京审判期间作了大量工作，为后人称道。而我国著名法学家裘劭恒教授在东京审判期间，曾任向哲濬首任秘书，在搜集侵华日军证据方面，也作出了卓越贡献。

　　今年6月25日上午，裘劭恒教授的长子裘寿一先生，来到我馆录制口述史。他揭秘了父亲在73年前，与两位美国检察官来到南京，搜集侵华日军证据，将幸存者伍长德等人带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，后来又说服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的始末。

　　裘劭恒教授1913年8月出生，祖籍江苏无锡，在上海长大。1933年和1935年先后毕业于东吴大学文理学院和法学院。

　　“父亲年轻时喜欢音乐，但他又觉得这不是终生职业。他对法学感兴趣，从就业角度也很好。于是高中毕业，就考入了东吴大学，先在苏州读两年，后又到上海读了三年。”

　　裘寿一从长辈那里得知，父亲读大学时学习非常努力，尤其英文非常好，“他那时一天都没去过美国，但说英语时，如果不看他本人，会误以为他是美国人。”大学还没毕业，裘劭恒就考入上海租界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英美法诉讼工作。

　　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次年1月19日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成立。当时国民政府分别委派梅汝璈和向哲濬为中国法官和检察官。由于东京审判涉及事务繁杂，根据法庭规定，向哲濬可以带一名秘书。对这名秘书的要求是熟悉英美法体系，仪表整齐端正。经东吴大学刘世芳教授推荐，身在上海的裘劭恒各方面条件都符合。“国家此时正需要人才，这是为国家和为人民做事，我父亲就同意了。”裘寿一说。

　　1946年2月7日，裘劭恒跟向哲濬检查官一同，乘坐美军飞机，从上海到达东京。他们是最早赴东京参与审判的人员。

　　裘寿一根据父亲生前讲述回忆说：“当时，美国律师约瑟夫·基南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。他要求中国必须拿出证据。”就这样， 1946年三四月间开元体育，向哲濬和裘劭恒频繁回国，前往过去的敌占区和遭受过日军侵略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。由于战争期间中国方面没有注意搜集和保留证据，另一方面日本军方严守军事秘密，投降后又销毁了大量犯罪证据，让他们的搜集工作困难重重。裘劭恒最终找到了幸存者尚德义、伍长德，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、美籍国际友人贝德士等关键人物。

　　裘寿一说，父亲裘劭恒与两名美国检察官一同来到南京取证。“他们在南京最高法院门口贴布告，号召幸存者、目击者前来提交控诉材料。那时，法院门口每天都挤满了控诉的人，交上来的材料有10000多份。美国检察官对中文一窍不通，我父亲只能通宵达旦，从这么多材料中挑选最具有代表性的，然后实地去调查。问他们受到侵华日军的情况、录制他们的证言，当场请幸存者签名、两名美国检察官签名，证实日军是事实，证明材料是真实的。”

　　裘劭恒他们向法庭提供的证人证词和其他证据材料堆起来，有一尺多高。裘劭恒从中挑选了伍长德、贝德士等五六个最能反映日本兵暴行的证人，将他们带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，为法庭审判打下坚实基础。

　　这些证据确认了1937年日本占领南京的最初六个星期内，平民和俘虏20万人以上。时任日本华中方面司令官松井石根后来被处以绞刑。

　　土肥原贤二是日本大特务，策划和扶植伪满洲国，但此人惯于幕后策划，活动诡秘。中国对他提起诉讼，但苦于没有证据。裘劭恒在东京图书馆等地查找证据，收获甚微，非常着急。

　　有一天，裘劭恒从美方得知，国际调查组有一部分被美军取得的日本外务省档案。于是，他一有空就去资料室查阅档案，希望发现一些有关日本战犯的材料。一位美军黑人保管员十分友善，经常提供方便。裘劭恒找到一份原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田尻发给外务省的电报，内容是土肥原贤二电告田尻，将于某日把溥仪秘密押至天津，嘱田尻待溥仪到达后立即密送大连，再转往沈阳，成立所谓“满洲国”。这份重要电报证实了日本立溥仪为傀儡皇帝，对确定土肥原贤二罪行提供了有利证据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约瑟夫·基南与裘劭恒面谈时表示，虽然已经有了土肥原贤二的密电，但如果溥仪能亲自上庭作证，效果会更好。

　　溥仪当时处于苏军控制下，苏联检查组同意美方请求，将溥仪作为证人从苏联送至东京，居住在苏联大使馆，由苏军看守。根据国际检查组规定，远东军事法庭只有5人有权同溥仪见面，中方仅裘劭恒一人。裘劭恒多次和美方检查官一起前往苏联大使馆和溥仪接触，搜集证据。

　　“他头一次看见我，见我是中国人，怕得要命，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汉奸审判。我告诉他说，来东京让他做证人，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。他开始还半信半疑，后来我去监狱次数多了，连陪在旁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我们谈话了，他才逐渐放松起来，最终表示愿意配合出庭作证。”生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裘劭恒回忆说。

　　裘劭恒事先预计到被告人律师的刁钻和反诘，为此同溥仪进行了很多次应对训练。因为预练充分，溥仪在法庭上镇定自若，有条不紊，提及种种屈辱时愤怒而悲情。溥仪出庭8天开元体育，成为东京审判中出庭时间最长、次数最多的证人。

　　频繁的接触，裘劭恒和溥仪渐渐熟悉起来，谈话也随意多了。溥仪闲暇时喜欢书法，见裘劭恒经常来访，却没有礼物相送，有些过意不去。裘劭恒笑说，你一定要送我什么的话，就拿书桌上写好的字送给我好了。裘劭恒随手拿了两张，一张写着“天下为公”，一张则是由“克己复礼、正心修身”8个字组成的古代斗邪的人形字幅。溥仪在字幅上写了“劭恒先生惠存”并落款，送给裘劭恒。

　　东京审判初期，涉及中国的出庭事务均由美国代劳。据裘劭恒生前回忆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基南曾把向哲濬和他请去，表示中国作为最大的受害国，应该自己出庭。某天，国际检查组通知裘劭恒去开会，到了之后才发现，各国检查组检察官均在座，自己被基南任命为检察官助理，代表中国出庭起诉。

　　裘劭恒立即请示中方代表团团长梅汝璈法官，梅法官全力支持他，要他以国家为重开元体育。为了给中国争口气，他全身心投入到出庭准备工作中。

　　1946年8月28日，国际法庭审理日本经济侵略正式开庭，裘劭恒代表中国起诉。这是中国人在远东军事法庭上第一次出庭，引起了海内外广泛关注。裘劭恒在法庭上思维缜密，英文娴熟，大涨了中国人志气，赢得了一致好评。外国媒体惊叹：“中国有人才，中国人不好对付”。

　　同年9月，中国方面的出庭起诉环节完成了既定程序。完成任务的第二天，裘劭恒向向哲濬检察官提出辞去秘书和助理检察官职务，并请其向外交部转达，不久获准。裘劭恒后来返回上海从事律师工作。

　　裘劭恒在参与东京审判工作期间使用过的打字机（由裘劭恒之子裘寿一捐赠我馆），目前在我馆3号展厅《正义的审判——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1周年图片展》展出

　　1961年，裘劭恒进入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任教。1981年12月至1984年1月任该院副院长，此后一直担任该院名誉院长。他常跟学生说，“学习法律不是光背，而是要付诸实践。你要知道法律的核心要点，关键要有证据，要公正，要有良心。”

　　在裘劭恒的职业生涯中，他还担任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“、反集团”特别法庭顾问；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，为贯彻“一国两制”方针和香港、澳门回归祖国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。

　　据其长子裘寿一口述介绍，他的父母是东吴大学的校友，母亲比父亲低一届，两人在学校相知相恋。 他们一生育有四个子女。裘寿一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（后划归武汉大学）。二女儿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，留校任教。三儿子是上海交响乐团首席钢琴家。小女儿当过知青，在安徽插队，后凭借努力进入上海服装进出口公司工作。

　　“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妈操心，爸爸一心扑在事业上。他要求我们一心做事，不贪图名利，不要纠结，不要喋喋不休，那样什么事也做不成。”裘寿一说。

　　1993年，80岁高龄的裘劭恒曾到访我馆。“来馆里参加活动，穿着一件薄毛衣。他住在我凤凰花园城的家里，离纪念馆不远。那次他跟我讲了很多事，参加东京审判，调查，坐在我面前，父亲就像活化石。”裘寿一回忆说。